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近日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备受关注，特别是近期受美国“对等关税”影响外需压力显著加大的背景下，以提振消费为首的扩大内需显得愈发迫切。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
章俊表示，如果年内未有增长政策加码，预计202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望维持增长，但增速或将边际递减。而当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大幅提升了年内消费政策加码的必要性，且后续政策加码仍需重视对居民增收减负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居民增收，提高一次分配收入占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市场等；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居民“三座大山”的压力，如降低公积金利率，减轻居民购房负担，释放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通过以上政策组合，既能短期内刺激消费，又能长期优化收入分配和供给结构，推动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宏观经济调控转向“结构优化”
《21世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首次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首位，强调“增收减负”与“高质量供给”双轮驱动。你认为这一政策设计体现了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哪些核心逻辑？
章俊：这一政策安排体现了宏观经济调控重点和工具的转变，扩大内需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边际转向。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叠加国内经济新旧动能切换，宏观调控底层逻辑发生变化，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过去我国大力发展制造业产能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面临结构性转型需求。尤其是面对当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进一步加速了内需提振进度。《方案》通过促进居民增收减负直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视作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从“总量刺激”向“结构优化”、从“短期救急”向“长期治本”的深刻转变。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激活消费潜能，以供给侧创新升级匹配需求变化，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21世纪》：与过往促消费政策相比，其创新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章俊：本次行动方案与过往政策的显著区别是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而非简单的政策刺激。《方案》全方位对消费各个环节全流程设计，涉及“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易消费、能消费”五个方面：一是“有钱花”，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收入，加大消费直接补贴力度；二是“敢花钱”，提高社保、医保标准，加大生育保障力度，减轻居民负担，解决居民不敢花钱的问题，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三是“愿花钱”，优化消费供给，推动消费品质提升，如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四是“易消费”，优化消费环境，保障休息休假权益、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五是“能消费”，清理对于消费的不合理限制，优化营商环境。
《21世纪》：《方案》提出“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章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高端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创造新需求，例如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兴领域。
结合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服务业和服务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的背景，银发经济、国货品牌、冰雪经济等或成为突破口，银发消费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医疗保健、老年旅游等领域的供给升级，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通过国货品牌建设和文化赋能，能够满足年轻一代对本土品牌的认同感；冰雪经济则可以结合冬奥会等冰雪运动赛事的契机，完善冰雪运动设施和服务，推动冰雪旅游和相关消费增长。
民生支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1世纪》：《方案》提出“育儿补贴制度”“提高医保养老金标准”“灵活就业社保户籍限制取消”等举措。这些民生保障措施如何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
章俊：所谓预防性储蓄，实则体现出中国在民生支出部分的提升空间较大，且目前来看方向明确。国际历史数据显示，伴随人均GDP水平提升，财政向民生社保支出占比相应提升。在“后工业化、城镇化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赖于科技突破和内需增长，而无论是科技还是消费都需要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投资于人”的支出比例。
例如本次政策提出的育儿补贴能够减轻家庭生育成本，释放育儿相关消费（如教育、母婴产品），提升生育意愿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提高医保养老金标准可以减少居民对未来医疗和养老支出的担忧，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促进老年消费和“银发经济”发展；取消社保户籍限制主要是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方案，将部分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纳入城镇社保服务范围，而其“市民化”一方面带动新增教育、医疗、养老设施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和完善社保待遇提高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
截至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如果要在2029年达到70%的话，每年需要新增的城镇人口约为900万人。我们测算，对应所需每年新增投资需求和财政支出规模或在1.35万亿元左右，且由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将带动消费需求每年提升7500亿元。
《21世纪》：如何平衡政策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章俊：所谓财政社保支出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平衡，首先有赖于分母端经济增速的提升。以短期新增投资和社保水平提升，提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改善居民消费函数和边际消费倾向，本质上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财政可持续。
其次，普惠性社保支出政策本身便是对央地财政压力的一次“再平衡”。例如生育补贴、教育、社保、医疗等全民性普惠性支出，由于人口的可流动存在一定外部性，因此由中央承担大部分支出责任，而政策产生的正外部性由居民所在的各地方政府享受，本身便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最后，还需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优先覆盖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和高需求领域（如育儿、养老），避免政策无差别“撒胡椒面”导致财政负担过重。
《21世纪》：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教训对完善我国消费政策体系有何启示？
章俊：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产业升级，大幅提高居民收入，短期内刺激了消费增长，但由于其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导致后期债务负担加重，且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乏力。因此，我国在不断完善促消费政策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借鉴其完善收入与社保制度方面的经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提高医保、养老金等保障水平，减少居民储蓄动机。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升级与消费联动，推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创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同时，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促消费政策仍需在今年内加码
《21世纪》：如何评价“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如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对消费升级的撬动作用？其财政乘数效应是否可能受透支消费的制约？
章俊：“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和内需拉动作用显著。我们测算2024年财政补贴的乘数效应大致在2.1左右，即财政补贴1元带来消费增长2.1元，预计2025年安排的30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规模将拉动消费增速1.2%以上，撬动家电、汽车等大件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直接拉动相关产业链增长；长期来看也会推动绿色、智能化消费，促进产业升级。
首先，财政补贴对不同类型的消费支持效应需单独分析。例如，对于汽车、家具等大额耐用品消费，随着补贴持续时间提升，财政乘数和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存在边际递减。因此，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在覆盖范围上做了相应扩围。
其次，对于餐饮、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较强，是未来可以拓展的财政补贴方向之一。
最后，还需要谋划出台一批能够将“促消费”和“利长远”结合起来的补贴政策，例如育儿补贴，短期可以带动消费增长，长期可以促进人口增长。政策层面需要注重收入层面配套政策的落实，结合收入提升、社会保障完善等措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更多消费需求。
《21世纪》：今年比较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工智能+消费”，并且给出了自动驾驶、智能穿戴、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明确方向，你认为这些产业方向能否有较快面向C端的应用落地？“人工智能+消费”的产业化路径是什么？
章俊：从目前行业发展现状来看，上述行业均在不同程度向C端应用迈进。例如，智能穿戴的市场相对较为成熟，如智能手表、健康监测设备等已走入日常生活场景，未来有望将向健康管理、娱乐等方向延伸；服务机器人（如清洁机器人、教育机器人）也已逐步进入家庭，未来可能扩展至情感陪伴等领域；而自动驾驶在短期内可能以B端（如物流、公共交通）为主，C端普及仍需解决法规、成本等障碍；脑机接口的技术成熟度则相对较低，短期内更可能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C端普及仍需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从研发到落地的过程。
“人工智能+消费”的产业化路径有四个方面：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的不断突破，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二是明确落地场景，优先选择需求明确、技术成熟的领域（如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进行商业化；三是应用生态构建，打造“硬件+软件+服务”的完整生态，例如智能穿戴设备结合健康管理系统等，能够帮助“人工智能+消费”产业链快速打通；四是政策支持，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手段，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研发和市场推广成本，帮助其尽快实现产业化。
《21世纪》：你预计202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如何变化？若需政策加码，哪些领域应优先调整？
章俊：国家统计局的开年数据显示，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通讯器材类、家具类、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受到以旧换新政策明显提振。就像刚才提到的，“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提振效果显著，但其对消费的撬动作用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在年内未有增长政策加码的情景下，预计202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望维持增长，但增速亦是边际递减。
当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大幅提升了年内消费政策加码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后续政策加码仍需重视对居民增收减负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居民增收，提高一次分配收入占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市场等；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居民“三座大山”的压力，如降低公积金利率，减轻居民购房负担，释放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扩大育儿补贴覆盖面，将补贴范围扩展至托育服务、教育支出等，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减少居民储蓄动机。通过以上政策组合，既能短期内刺激消费，又能长期优化收入分配和供给结构，推动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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