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以解决贸易逆差之名发起的关税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正是贸易不平衡，才维持了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货币和金融霸主地位。换句话说，贸易不平衡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答案。
在4月1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名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及其可能的影响”的沙龙上，张军表示，对美国来说，如果要贸易平衡，就要失去更多，付出更大的代价。近期金融市场和美元指数的变化也表明，这只会扰乱现有的秩序，导致混乱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已经干扰了美元汇率。
“但我不相信美国人真的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张军说。
对中国而言，张军认为，中国有着超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有更多机会来处理需求的问题，来破解制造业国家的发展约束。中国也需要尽可能释放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形成一个支撑内循环的总需求，让企业和投资者在国内市场有可以预期的稳定回报率和利润率。
如何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
张军认为，这种贸易不平衡并不代表贸易擂台上的输赢，而是两个国家在其它很多方面拥有的巨大差异的写照。
比如，根植于自然禀赋、文化基因和历史的不同，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人们更愿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因此制造业强于美国。而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和金融机构，在科技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才出现了更多顺差在东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贸易政策问题，而是这些国家国内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结构问题。
“如果特朗普认为贸易赤字是个问题，那又该如何解释美国能在货币和金融乃至科技上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霸主地位？”张军说。
在张军看来，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获得的整体福利增加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美国的问题并不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没有处理好对底层民众的关照，保障做得不好的问题。
同时，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的生产体系当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张军认为，中短期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全球在经济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整体，很多事情并非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改变。
形成一个支撑内循环的总需求
不过，张军也提醒，东亚地区的制造立国模式，需要解决需求约束的问题。
在制造立国的模式下，企业要维持更低的工资来确保足够多的金融剩余。这个环环相扣的均衡，并不容易打破。个体没有高收入，就没有高消费，最终，需求会变成发展的最大约束。
从日韩的经历看，张军表示，日韩尽管靠制造业的扩张可以更快追赶欧美先行的国家，但发展还是会慢下来，人均GDP始终未能追赶上美国。“最后都面临需求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在张军看来，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分散出口市场，实施多元化战略，同时也在加快资本向海外的输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有着超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有更多机会来处理需求的问题。
“我们必须也要尽可能释放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张军表示，要形成一个支撑内循环的总需求，首先要让企业和投资者在国内市场有可以预期的稳定回报率和利润率。考虑到一个内卷的市场并不能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内循环，因此要真正解决好民营企业面临的痛点，约束好地方政府的行为解决过多产能的问题，把精力放在保护好知识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上。
“政府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到位，让企业有足够盈利的空间，要比单纯补贴投资更重要。”张军说。
同时，张军强调，需要改变整个政府体系的激励方向，建议把激励更多给到家庭，增加对家庭的转移支付，为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支持，以及对教育、养老、医疗支出做更多的补贴。
张军表示，作出上述这些改变，把扩大内需的堵点真正解决掉，让国内的总需求扩大，现在是个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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