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林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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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统筹：骆苹 朱绍杰
文字整理：周欣怡 何文涛
图片摄影：梁喻 曾育文
日前，2025《岭南大讲堂》第二期讲座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会长侯宁彬以《千年回响——丝绸之路上的东西交流与南北并进》为主题，从陆上丝绸之路起点长安（西安），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州，给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他以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现为经纬，讲述一件件精美文物背后的故事，解读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空隧道，触摸文明交融的璀璨印记。
2025《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今年将陆续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丝绸之路”概念的发展
“丝绸之路”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19世纪中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里首先提到丝绸之路概念，他把中国到中亚的这一段称为“丝绸之路”。后来他的两位学生，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赫尔曼以及瑞典学者、探险家斯文·赫定，对丝绸之路的概念范围进行了扩展，之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从长安到罗马的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概念。
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在研究丝绸之路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李希霍芬主要是基于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来研究丝绸之路。斯文·赫定则是基于考古发现和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遗迹来研究，以此验证李希霍芬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同时，斯文·赫定的研究也表明，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实物资料得以验证。他们的研究互补，共同形成我们对丝绸之路较为立体、完整的认识。赫尔曼则是把丝绸之路范围从中亚延伸到叙利亚、地中海沿海，直到罗马，相当于交代了完整的丝绸之路网络。
东西贯通，绵亘万里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上出现。关于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在文物遗迹中也能印证。比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年代在初唐时期），就通过壁画来表达张骞出使西域相关的画面。
张骞出使西域给中原带来了什么？又把什么东西带到了西域？史书里记录的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大夏等国家名字，均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获悉。西汉时期的汗血宝马、玉石（和田玉）、葡萄、石榴等都是在张骞“凿空西域”后传到中原的。中原的丝绸、瓷器、铁器、纸张等，也是因为这条通道源源不断传到了中亚以及世界各地。
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初步兴起，到隋唐进入繁荣时期，至宋元达至其鼎盛。明清时期实行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受到了一定制约。
1954年在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沙河顶的一座汉墓里，曾出土一件陶船模型，这件陶船模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过这样的器物，大概能了解到当时的广州——岭南的文化中心——船舶制造已经非常发达。
20世纪70年代在广州发现过秦代造船遗址，考古学家推测，根据当时发现的通往出海口的通道遗存，那时候就可以制造宽约8米、长近30米、载重达到60吨的船只。这说明当时航海技术也已非常发达。
无独有偶，2012年在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出土了一艘到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木板船，船身长度达到9.17米，宽度大概1.98米。在2000多年前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时期，能够造出这样的木板船，已是非常伟大的创举。
该船的制造技术和古代地中海沿岸发现的一些船只的制造技术几乎一模一样。这至少能说明在那个时期，中西方之间已经有了交流。究竟是谁影响谁，可能还需更多考古学或历史学的证据。
一些汉代出土的遗物也能反映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现象。最著名的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蒜头纹银盒，此银盒的造型与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应为地中海沿岸波斯文化传播的产物。
除了南越王墓，在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也有发现与这几乎一样的器物。据此可推断在西汉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一些物质文化，不止在岭南地区传播，而是已经扩散到了中国内陆。
东西方文化交流远早于丝绸之路
然而，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东西方已经存在持续数千年的文化交流。
从历史文献来看，西晋时期盗墓者从魏王墓中盗得的竹简，就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天下之事。《穆天子传》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周游路线自宗周北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经祁连山，走天山北路至西王母之邦；又北行一千九百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终自天山南路归都。《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游历之事，是中原王朝最早的西行记录，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考古资料也能证明东西方文化交流远早于“丝绸之路”，比如东西方之间的彩陶文化交流。在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地发现的彩陶文化，和中亚彩陶文化，以及现在新疆、青海、河西走廊一带的彩陶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在伊拉克发现的哈拉夫文化、哈苏纳文化、萨马拉文化，都在距今大约七八千年前，和甘肃大地湾文化几乎处在同一历史时期。
将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与在中原河南地区发现的彩陶图片进行对比，包括与西亚、中亚的一些彩陶纹饰进行对比，都能发现它们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那个时期可能已经有了文化交流和碰撞。
农业方面也能反映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小麦是在大概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在两河流域即伊朗、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一带由人工驯化。在距今四千多年前，首先从西亚传到中亚，再从中亚传到河套以北地区，继而传到中原地区。此外还有绵羊和黄牛，其实都不是中国既有的物种，而是从西亚经过中亚再慢慢传播到中国的。
玉石的传播同样可以印证。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经专家初步检测，超过80%均为和田玉。说明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和田玉就从几千公里之外被运送到了中原。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大概在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四千多年前到五千年前，西部的玉石材料已经开始向中原输出。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我们看到中原玉石的质地显著提升。比如汉高祖长陵附近出土的皇后之玺、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骑马玉仙人、汉宣帝杜陵附近出土的玉杯，以及汉代墓葬常见的晶莹剔透的玉蝉等高品质玉器，材料大多数都是和田玉，说明当时和田玉向中原输送的规模与效率已实现飞跃式发展。
长安模式体现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长安”一词最早或出现在秦，而不是汉。在刘邦入关之前，已经有了长安这个地方，那时长安还只是秦咸阳城南、渭河南岸的小村落或小聚落。刘邦打败项羽入关以后，关于在何处建都其实是有过激烈争论，主要围绕洛阳和长安。
当时在张良队伍里有一个手下叫娄敬，他让张良向刘邦解释，说西汉王朝刚建起，政权并不稳定，需要稳固、防守。洛阳四面开阔，防守起来难度很大，但是长安四边都有关口，比较容易防守，能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发展。最后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选择建都长安。
长安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王朝在此建都。《周礼・考工记》中对城市建设有明确规定，如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等。汉长安城虽整体呈不规整的斗星形，但内部很多元素与之对应。如城每边三个城门，城内有九条横向、纵向道路，是依《周礼・考工记》蓝本规划。其左、南侧不规整，有学者认为是基于星象认知，体现天人合一理念。也有观点认为受渭河、龙首原等地势影响，才形成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这样一种现状。
唐长安城的选址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部更为广阔的区域，这使得其布局更为开阔和规整。唐长安城的建设确实更接近《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其宫城、皇城和里坊的布局都严格遵循了这一经典文献的规划思想。
元大都的建设整体布局延续了唐长安城的规划模式。明清北京城以元大都为基础修建拓展，继续传承了《周礼・考工记》的理念。这一传承不仅体现在城市的中轴线设计上，还体现在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建筑风格上。这种一脉相承的城市规划模式，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长安城的风格和模式除了对国内及周边地区城市产生很大影响外，其辐射范围还波及日本平城京、唐代东北地区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以及越南紫城、大罗城（唐代安南都护府首府）。
位于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一千多年后的南汉国宫殿遗址，均营建于同一地理空间，广州古城中心位置千载未移。两处地方政权的宫室营建规制与都城空间布局，均与汉唐长安城保持着显著关联性，体现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兼具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宝贝”
考古出土的文物生动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面貌——文物身上兼具东方（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化元素。
造纸技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东方传播到西方的。
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关于纸的最早发现是灞桥纸（1957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西汉墓，公元前2世纪）和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的纸本地图。当然这与今天书写的纸存在一定差异，那时的纸更多是作为包装材料使用。在那个时期，不同文明都有不同的书写工具和材料，古埃及用莎草纸，古玛雅、印加用树皮，古印度用贝叶。但中国应该是最早发明纸的国家，其技术随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了今天世界书写的历史，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
在陕西兴平市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铜马，其造型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展陈的马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却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那一带发现的马的形象类似。学界通常称这类马为大宛马，也就是汗血宝马。这印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交流和文化互动。大家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看到的马，相对来说个子比较小，腿也短，长得壮实，我们称之为河曲马，是秦人在甘肃南边的汉水流域专门驯养的一种马，其特点是耐力比较好，能够长途奔袭。而大宛马爆发力特别强，短途的速度非常快，能在短时间内提升战斗效率。
此外，在秦始皇陵陪葬墓出土的金骆驼，也是西方文化元素传入中原的体现。在新疆、甘肃包括中原各地出土的蜻蜓眼（即较早时期的玻璃珠），则呈现出更多的西亚与中亚文化特征。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部分金银器也能印证中西方文化交流。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绝大多数属于贵族用器，部分甚至为皇室御用器物，规格等级极高。其中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的造型与纹饰特征，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伎乐纹八棱金杯高度吻合，仅尺寸较后者小约三分之一。黑石号所载伎乐纹八棱金杯，或正是中国匠人对西方传播而来的金银器进行加工之后，叠加了中国元素再返销到西方的见证。
又如唐三彩载乐骆驼俑，或再现了当时在丝绸之路沿线负责运送货物的商队，通过“行走的乐队”或“驼背上的乐队”这种形式，应对长途跋涉的寂寞与孤单。另外，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出土的波斯银币、罗马金币及高昌、突厥、日本货币等，也证实了这些币种在当时丝路贸易中的通用属性。
壁画同样是中西文明交融的见证。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后面三个使者中，“髡法衣袖”（头顶剃光）的人可能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头戴羽毛帽子的人可能是来自新罗的使节，头戴皮帽的人或为靺鞨族使节。唐朝鸿胪寺官员引导诸国使节等待觐见皇帝的场面，通过章怀太子墓的这件壁画生动呈现了出来。
国家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我们今天能从丝绸之路获得怎样的启发？我认为是团结合作、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国家发展、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第一点，团结合作，不畏艰险。我们看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有那么多人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状况下穿沙漠，翻雪山，过草地，渡海洋。这是风险非常高的旅程，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坚持了数十年、数百年、上千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团结，只依靠个人行动，是非常难成功的。所以团结合作、不畏艰险的精神，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在长安也好，在广州也罢，不仅仅有商贸，还有思想传播、文化传播和宗教信仰的传播。那时候的人们都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对外来事物不排斥，会在接纳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进行改造，之后再使其发扬光大、拓展传播。
第三点是自由奔放，热情豪迈。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唐代。在唐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所谓的短袖（半臂）、披肩、大翻领等类服饰，这些都是从西方传入的。唐人吸纳了这些西方时尚文化元素，并且将它们发扬光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的文化自信与兼收并包。
最后是国治民安，民族和睦。在秦、汉、唐这三个重要历史朝代，中原政权多秉持友好睦邻政策，既维系了周边政权对中央王朝的拱护，又能在周边民族遭遇危机时调动资源助其发展，形成互利共生的协作关系。秉持这样的治理理念，造就了唐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国际化大都市景象。
长安与广州，一个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之一，一个是岭南文化的代表之一；一个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二者都同时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书写了中华史前文明、礼乐文明、制度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灿烂篇章，其包容开放的姿态，成为连接亚欧的桥梁，铸就了古代国际化大都市的辉煌。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自秦汉时期便是海上贸易的重镇，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促进了中外经济的繁荣与文化交融。
丝绸之路路网的东西交融、南北并进，共同书写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壮丽篇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现场问答
博物馆应该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
听众一：文化遗产的年轻化大众化传播是大势所趋，该如何将其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相平衡？通俗化表达与对文物的敬畏又该如何平衡？
侯宁彬：博物馆需要通过专业的研究和通俗的语言，来传播博物馆文化。同样博物馆也应该打开边界，吸纳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帮助传播博物馆文化。只有这样，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才能进一步拓展。
博物馆是激发人好奇心、创造力的重要场所。比如像我对考古，从入学时的几乎一无所知，到进校后的“既来之则安之”；从对博物馆的一知半解，到今天成为博物馆的管理者和运营者，并致力于传播博物馆文化，其实都是好奇心被持续唤醒、激发的过程。
我认为博物馆文化要更时尚，做到传统和时尚相互交融，更需要年轻人的加入，尤其是在当今媒体传播矩阵越来越宽、越来越立体化的时代。年轻人嗅觉非常灵敏，他们能够将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应用到博物馆建设与文化传播全过程。
博物馆要做好文化传播，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他们通过专家的解读、博物馆各类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现代科技呈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后，自然能够用时代语言去进行创新传播。
博物馆正打破边界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听众二：请问怎样利用大城市资源，吸引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展览来到中国进行展出？此外，怎样才能让博物馆展览下沉到相对偏远的市县区去？
侯宁彬：其实中国这些年在输出展览的同时，也在引进展览，包括从欧洲、亚洲、美洲引进，其中既有物质文化展览，也有与传统绘画、非遗有关的展览。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国内自主策划的展览，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博物馆在展览宣传实践中，往往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自主策划的展览推广中。二是针对展览内容的阐释工作，有一部分没有达到老百姓一看就懂的程度。以国外文化元素为主体的展览，要想让人充分理解，我们必须作深刻解读，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不能仅停留在浅层介绍层面。
至于如何把博物馆文化传播到偏远地区，或者传播到不太便于走进博物馆的一些群体中去，其实这些年各地都在践行博物馆的“六走进”：走进乡村、走进机关、走进军营、走进企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想要让更多公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必须走进社会各个角落。
有了现代技术的加持，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把所有展品信息通过三维扫描形成数字化成果。现在完全可以带上一个U盘，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用数字化展览介绍博物馆文化。这种展览跟实体空间展览并没有太多区别。甚至人们通过数字化展览了解的信息会多于在实体空间所得，因为它可以无限拓展。这就是数字展览本身的魅力。
这些年，中国各个博物馆都在做类似工作。我们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让更多老百姓了解到，博物馆其实也在打破自己的边界，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编辑：聂粤
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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